在香港重读哈维尔(3)——历史退潮时的燃灯者|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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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只有一个深植民间的,真正以多元多样作为原则的,充分体现民众参与的,创造的民主传统,才可最终堵截由人民动员迈向以人民之名行独裁之实的可怕道路”——1991年香港出版《天安门评论》发刊词

2016-12-16

题图:图为1975年1月4日,流亡海外的苏联异见作家Alexander Solzhenitsyn回答记者问题。 摄:Stringer/AFP

哈维尔是捷克作家及剧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天鹅绒革命思想者之一。他的创作斟酌时弊,呼吁人们在(后)极权制度之下活出真诚,受捷克共产党当局持续迫害。1977年起他陆续被指“危害共和国利益”、“颠覆共和国”而锒铛入狱。1989年6月4日起,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公开选举中击败共产党取得超过99%议席,同年及后柏林围墙倒塌,东德政权垮台,在匈牙利民主化和立陶宛宣布独立的鼓舞下,捷克人民走向街头要求司法独立和举行公开的自由选举,最终在1989年12月,出狱仅42天的哈维尔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

“无权势者的力量”是哈维尔的代表作,写于1978年,剖释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极权如何改造人民生活而使得两者相互构成。

在这篇代表作中,哈维尔认为现今的极权制度已不像过去有明确的制宰源头,社会不存在可以透过破坏特定群体或阶级而得到解放。在今天的极权体制下,权力正如巨大绵延的蜘蛛网,这个网是为体制,限定了每个人生活的模式、形态、思想规矩。也许大家都不明白,也无意深究规矩的意义,但只要大众都服从,就能从这张网之间获取利益,得到“安逸稳定”的生活。假若人们要反抗,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自主意识,在权力网泥足深陷的人们就会告发攻击那些心有异想的人,因为他们恐惧,恐惧在现存权力网下的既得利益会因体制被推翻而烟消云散。

在哈维尔看来,这正是后极权体制的特质:不如过去的极权体制有明确制宰阶级,现在每个人都是权力制宰的源头,沉默不作声的顺服人群,在共同支撑起后极权的制宰结构——“大家都是体制要控制的对象,但大家同时都是体制的主人;大家是体制的牺牲品,也是体制的工具。”

也正是在这样的后极权社会中,哈维尔才提倡,要“living in truth”,活出真诚,过光明磊落的生活。当人们开始探问规矩,不再活于谎言假意的体制规限之内,后极权体制就失去默从的支柱,制宰才能够从根本地被消解。

“活出真诚”的想法,对同样经历八九年国际政局风起云涌,却惨遭中共屠城的思想者影响很深。当手无寸铁的学生遇到军警的残酷镇压,在这样极端悬殊的权力对比中,被压迫的人们是否束手无策?“判断一种活动的是非功过,能否以有无眼前可见的实效为标准?”这是刘宾雁在《哈维尔选集》撰写的前言中所说,而“人人都应自省”,是其中的回答:我们每个人为自由所作的事,足够了吗?群众活得真诚磊落了吗?

《哈维尔选集》出版于1992年,收录了哈维尔不同时段的论政文章与剧作,是中文世界第一本哈维尔译著,它的策划和编译者的联合署名是“天安门民主大学”,由“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民主基金”赞助,“基进出版社”正式出版。

“天安门民主大学”诞生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据刘健芝在《游走于体制内外》一书内的分享,1989年学生占领广场,5月19日政府宣布戒严令,学生估计快要清场,但市民动员支援未到,军队也未达清场,于是学生们就构想了“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使得广场不至无所事事,也期在思考之间酿出进一步行动。当时一批香港学生接到北京学生的请求,希望他们买扩音器到北京支援广场办学。至6月3号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接到军队会来压镇的消息,广场上的学生决定,虽压镇将至,但立此存照,宣布“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正式成立。几个小时后,便成血的历史。

后来有人提议,既然广场大学未能实现,就在广场以外的地方延续。中国大陆以外的不少地方,如法国巴黎、美国东部都有复校尝试,而在香港成立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海外复校计划香港筹备处”,简称“天安门民主大学”,成了延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当时顾问有Stuart Hall,Marshall Sahlins,Terence Turner,John Comaroff,Mark Sheldon,武藤一羊等。

1990年起,“天安门民主大学”在香港运作了超过一年半,其间举办过不少公开课程,每个课程大概八课,每周同一时段上课,星期一至五每晚有两门课程,星期六日则每晚有三门课程,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核心分子自资自办,还出版过不少对应时局的思想刊物,《哈维尔选集》便是其中之一。

在他们出版的另一份刊物《天安门评论》的发刊词里,我们读到了这群人在八九民运后的思考:“在震撼全球的力量,化为在漫长历史中细心建设的时候,各地冒起的地区主动性(local initiative)就更称珍贵。因为只有一个深植民间的,真正以多元多样作为原则的,充分体现民众参与的,创造的民主传统,才可最终堵截由人民动员迈向以人民之名行独裁之实的可怕道路”,“在现时这个运动退潮的时候,正需要加强理论、思想上的探讨,以作为运动高潮来临的准备。”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承继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抗争精神,承继了历史长河上那忽明忽灭的灯,刻下自由真诚的思想实践。

在思想的角度来看,历史并不过时。二十六年前人们立足香港思考中国,对于今天的香港来说,这段历史同样蕴含思想资源。二三十年过去,我们的社会有变得更好吗?我们也许都该自省,反问己身是否已做足够,是否能在(后)极权笼罩之时,活出真诚磊落?

端传媒将陆续刊出由罗永生翻译,收录在《哈维尔选集》中的“无权势者的力量”一文,此版本是华文最早之翻译。由于时间久远,文本并无电子版,以下摘文为逐字键入,希望致敬前辈,也将前人曾经的努力散布开去,并与此时此刻意志消沉的同侪前辈后辈互勉。

此次系列书摘主题是“知识分子”,刊载几篇至此,原意是希望打破对知识“专业化”的想象。知识,也如权力,不属于任何特定群体,也存于日常生活之间。只要愿意思考生命与社群以至世界之关系,愿意活出真诚,就足以称得上是“思想者”。会思想的人,未必自由,因为他有所求,有所求则有所限制,有限制则觉无处不是枷锁;然而他们都是最自由的,也许吧!

在我有限的资料之中,曾经被文本记载参与贡献“天安门民主大学”包括讲学出版等等的前辈包括:刘宾雁,罗永生、马嶽、徐昌明、奕雯、阮志雄、刘健芝、许兆麟、古苍梧、钟祖康、岑淑群、黄奇智、陈炳钊、李金凤、陈清侨、郑毓盛、陈文鸿、刘健青、罗树基、李焯桃、梁秉钧、许宝强、卢斯蒙、陆德泉、丘延亮、姿亚飞、金超、潘永忠、言谅、马国明、杜良谋、怀秋、陈国梁、关庆、赵飞、周国强、秦永敏、许应祈、杨淑贞、苏耀昌、楚湘、胡美莲、梁汉柱、姚传礼、夏铸九、陶飞、罗宾士、梁志远、杭之、叶荫聪、斯图、鱼思华、斐文昆、稽士、吴萱人、陈的曼、林光沁、Catherine K. Lin.、卜永坚、谭翼飞、阮勋、丁一、求雾子、陆萍、亦农、武藤一羊、韦思……还有众多名不见传或有所遗漏的义工志士,不管他们今天路往何方,但他们曾在历史退潮之时点下思想的灯,我在此向他们一一致意。

天安门民主大学——海外复校计划香港筹备处: http://tiananmenuhk.wixsite.com/online

《哈维尔选集》

出版时间:1992年
出版社:基进出版社
作者:Václav Havel
编译:天安门民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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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卖菜大叔可以只借着不干某些事情来试图过磊落真诚的生活。他决意不再只因为害怕被房东告发而将旗帜挂在窗前,不再在那些弄虚作假的选举中投票;不在其上司面前隐瞒己见,也就是说,他“仅仅”不再顺从那些制度要他做的(这当然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一步)。但这一样会有下文:他会渐渐超越单纯为了抗拒操纵而作的自卫性反应,做一些更具体的事,表现出重新找到的生命的崇高责任感。例如,他可以组织卖菜同业,一起行动保卫同行的利益。他可以写信给不同部门,申诉身边那些违法乱纪的事。他也可以去找一些非官方的文学作品,私下抄录给朋友。

如果我所说的活得磊落真诚是所有这篇文章述及的“公民自立”、持不同政见者,或“反对派”运动中一个基本、具有存在意义(当然亦有潜在的政治意义)的立根点的话,那并不是说任何一种对活得磊落真诚的追求,都自动地成为上述的东西。相反地,从最终和广泛的意义说,活得磊落真诚包含了广阔的领域,其边缘是很含糊和难以界划的。那是一个充满七情六欲,人生百态的领域。绝大部分人一直都借借无闻,其政治影响可能从不被察觉,或者除了一种所谓社会气候或者气氛之外,就没有更具体的可说。很多这类的表达自始至终都是反对操纵的原始叛逆,亦即挺起腰板,活得像一个人那样充满尊严而已。

有时借助一些人的性情、原则、或职业,有时又借助一些偶然因素,例如特殊环境,私人关系,诸如此类无边无际的无名领地,或会出现一些完整可见的力量,超越了“纯粹”个人反叛,形成更自觉,更有系统,更有目的的活动。当磊落真诚的生活不再是对谎瞒骗隐生活的单纯否定,反而以某种形式扣连起来,所谓“独立的精神,社会及政治生活”就会出现。这个独立的生活不能以清晰的分界线和生活的其他部分(“依赖的生活”)分割开来。两类生活往往存在同一个人身上。然而,它最重要的地方是心灵的高度解放。在被操纵生活的汪洋大海中,它像小舟一样航行,被浪涛抛动跌宕,但仍经常以磊落真诚生活的传讯者一样浮现,表达出备受压抑的生命目标。

什么是独立的社会生活呢?独立生活的各种表现和活动自然是非常广泛的,包括自学、自由创作、思考世界问题、沟通联系,以至各种各样的自由心态、公民意识、独立的社会自治组织等。简单来说,就是使磊落真诚的生活态度得以彰显、落实的领域。

所以,后来被视为“公民自立性运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及其至“反对派”的,只是由独立社会生活领域中浮现出来的冰山一角。换句话说,正如独立社会生活是由广义的磊落真诚生活发展出来,“持不同政见者”也是慢慢地由“独立的社会生活”中滋长的。但一个重要分别是,如果独立的社会生活,至少从外表上看,是活得磊落真诚的更高形式,我们却不能由此而这么肯定的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定是“独立社会生活”的更高形式。它们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表达方式而已。虽然它是更为明显的方式,而且乍眼看来是最具政治性(及最表述得清楚)的显现,却绝不一定是最成熟或最重要的方式。从一般社会意义来说是这样,从直接政治影响方面来说也是这样。“持不同政见者”由于有了一个特殊的名称,毕竟给生硬地与自己的母体割断了。但把它与整个背景割断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只是背景的一部分,而且在那里汲取活力的泉源。正如上面一向所说,后极权制度的特性是,那些在一时看来或自视为最具政治性的力量,未必是名符其实的。决定它有多大真正的政治力量,完全视乎整个先于政治的脉络。

这样说了又如何呢?我想正正是这样:如果不首先考虑那些不一定是“持不同政见者”,但却以不同方式参与独立社会生活的人所做的贡献,就根本不可能谈“持不同政见者”究竟做了什么工作,以及有多少果效。那些人可以是只想随心所愿地,不受审查,不用为完成指派任务而创作的作家。当官方出版机构不再出版他们的著作时,他们就将之以地下作品(Samizdat)方式流传。他们也可以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所有从事独立学术工作的人,如果不能透过官方或半官方的渠道发表其作品,他们也会以地下作品的方式流传,或者组织私人演讲、讨论,或研讨会等。他们又可以是私下向年青人教授国家学校禁授内容的教师,也可以是在职的,或者是被开除之后,仍然继续自由宗教生活的教士,以至那些不理会官方机构如何对待,仍然继续自己工作的画家、音乐家和歌手。它包括任何分享以及协助扩散这种独立文化的人,包括利用各种可用的手段,表达及保护工人实际利益,还工会组织以真实意义,或者组织独立工会的人,又包括那些敢于促使官员正视社会上腐败不公现象,要求维护法纪的人,包括那些从他人的操纵把弄中挣扎出来,以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价值标准生活的年青人。这样罗列出来的清单是不会有尽头的。

很少人会想到称呼所有这些人做“持不同政见者”。但那些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就是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人吗?那些活动不又正是“持不同政见者”所从事的活动吗?他们不是以地下刊物形式流传自己的学术著作吗?他们不是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吗?他们不是在地下的“大学”讲授吗?他们不是和种种腐败不公斗争,力图肯定和表达各阶层人民真正的社会利益吗?

在讨论过“持不同政见者”原本的思想态度、内部组织及组成来源后,其实已从旁观的角度走到探究他们实际做的工作,他们怎样表达自己的想法,及这些想法会引导他们往何处去等。

首要的结论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活动领域,是人们如何尝试创造和维持集中体现了磊落真诚生活方式的“独立社会生活”,持之以恒,有意觉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恪守磊落真诚的生活态度。这大概是十分自然的事。如果磊落真诚的生活是人反抗体制异化压力的立根点,也就是任何独立政治行为唯一有意义的基础,更是“持不同政见者”精神中最内在深厚的力量来源,那就很难想像,除却恪守磊落真诚的态度,过磊落真诚的生活,为生活的真正见标争取空间外,“不同政见”还会以什么其他为基础。

XVI

后极权主义体制全面地向人类进攻,人们只能孤军作战。所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很自然地只能以自卫性的运动出现,以保卫人类、保卫生命的真正目标,反抗体制的目标。

波兰名为KOR的团体,正名是社会自卫委员会。“自卫”这个词也为波兰其他类似的团体采用,其实苏联的赫尔辛基人权监察组织和我们自己的七七宪章运动,本质上也是自卫性的。

从传统政治的角度看,提出自卫性的纲领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这看起很低调、权宜,甚或根本很消极。它没有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模式或新的意识形态,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的那种“政治”,因为政治通常有提出“积极”纲领的含义,很少会局限在为某些人保卫某些东西这么简单。

我以为,这显示了传统政治观点的缺憾。后极权体制并不是特定政府所行的特定政治路线。它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是一种复杂、深入以及长期的对社会的破坏。仅仅提出另一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冀求以更换政府来反抗这个制度,不单是不切实际,更是全然不对题,因为这根本搔不着痒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路线、什么政纲出了毛病,而是生命本身的问题。

因此,维护生命的目标,维护人性,是一种更现实的做法,因为它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可以由当下开始,更易普及,它同时(或正因为如此)也是更为透彻的做法,因为这才抓住问题的核心。

有时我们一定要走进苦难的深渊才能领悟真理,正如我们在天光大白下,一定要跑到井底去才能看见星光。我以为今日这些“低调”、“权宜”和“被动”的纲领——即“简单”地保卫人们——在一定意义上(但不单单限于我们身处的环境)反而是最恰当而又最积极的纲领,因为它迫使政治回归到它唯一正确的立根点:个体的人,而所谓正确就是要避免所有旧的错误。在民主社会,对人类的摧残并没有那般明显和暴虐,因而这个在政治上翻天覆地的革命还没有到来,大抵要等待更坏的事情发生,这场革命的逼切需要才会在政治上反映出来。但在我们的世界,正因为我们身处的苦难,看来政治已经经历了这场变革:政治思想的关切点,已不再是一个由自我救赎的“积极”模式所提出的抽象远景(机会主义的政治自然地就是这个铜钱的另一面),而是人们悠来受到这些模式及其运作所奴役的情况。

每知社会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组织,但如果组织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人民为组织服务,人民就要解放出来,创造空间让人们可以用各种有意义的方式自己组织起来。相反的,人们被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先组织起来(由永远知道“人民需要”的人带领,然后断言人民已经解放了——这种贫乏的做法,我们有切肤之痛。

很多囿于传统政治思维的人,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纯粹自卫性质看成弱点。那些人的角度看来,这些运动的纲领软弱无力,但我正是把这看成是强处,超越了传统政治。

XVII

在苏联集团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人们的自卫以各种保卫人权和公民权的形式出现,这些权利深植在各类文,诸如人权宪章、国际人权宣言、赫尔辛基决议以及各国的宪法中。这些运动要保护任何根据这精神行动而被控被囚的人,他们也持同样的精神行动,反覆坚持要求政权确认及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关注那些未能贯彻这些原则的地方。

他们的工作是基于法治原则,公开活动,强调活动不单合法,而且要将尊重法律视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守法原则在苏联集团的“异议”团体间很盛行,虽然个别群体之间,从没在这点上有协定,然而它是活动的立根点和框架。但这带来一个重要问题:在充满滥权枉法的地方,真的这样广泛和自愿接受法治原则吗?

这种对守法原则的重视,基本上既反映了后极权制度的特殊情况,也是人们对这种特殊性有基本了解的结果。如果说归根到底只有两条途径去为自由社会而奋斗——即合法手段和(武装及非武装)造反——那在后极权制度下,后者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情况十分动荡,例如战争,或者当社会及政治情况都陷于白热化,造反是对的。在古典的独裁制刚建立起来,或者走向崩溃的时候,造反也是合适的。换句话说,当势均力敌的社会力量(例如占领国的政府与一个争取自由的国家)在实际权力的层次上互相对抗,或篡权者和被奴役的民众壁垒分明,又或者社会陷入了公开的危机,造反也是合适的。但在后极权体制的情况下——除了在非常具爆炸性的情况,例如1956年的匈牙利,情形恰好相反。那里稳定、平静,大部份社会危机只是潜伏地存在着(虽然那是更为深入的)。社会在实际政治权力的层次上并没有尖锐地两极化,而是正如我们谈过的一样,冲突穿透在每一个个人心中。在这情况下,造反的做法很少能在社会激起共呜,因为社会给“催眠了”,沉睡在消费物欲的你争我夺之中,全然消毁在后极权主义的体系里头(不单成为体系的一部分,甚且作为这个“自动机制”的载负工具)。任何像造反的事情都是不能接受的。社会上的人会将造反视为对自己的攻击,不单不会支持,反而会更加偏向体制那一边。在他们的观点看来,体制至少可以保障一定程度的法治规矩。更且,后极权主义体制拥有一个史无前例地庞大而复杂的监视机制,直接和间接地操纵人们。任何反抗很清楚会走入死胡同,技术上也差不多不可能办到。这些造反多半会在真正有机会将想法付诸行动之先已被瓦解。不过,就算造反有可能,它也会变成只是少数几个孤立个人的姿态,不单被国家(及超国家)权力这部巨大机器镇压,也会为社会所不容,虽然他们是以社会之名来进行这些对抗(这其实也正是政权及其宣传机器要给“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扣上颠覆破坏罪名,说他们阴谋、非法,采用恐怖手段的原因)。

不过,这还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坚持法治原则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持不同政见者”态度最深处的那种反暴力精神。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任何造反本质上都想用暴力去改变制度,但这往往带来对暴力的迷信(一般来说,“持不同政见者”只会在极端的情况才赞成暴力,例如只能以暴力去应付的暴力及当故息苟且会实际上意味支持暴力,一如欧洲盲目的和平主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了路那样)。正如我说过的,“持不同政见者”很怀疑那种以为只有改变制度,更换政府(不理会什么方法)才能给社会带来根本改变的政治主张,也很怀疑那种认为值得为改变(由于是“根本”的)而牺牲掉“不那么根本”的,即人的生命的思想。对理论概念的尊重在此超过了对生命的尊重,这正是人性再一次遭受奴役的危险所在。

正如我所指出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抱刚好相反的看法。他们将社会制度的改变视为表面、次要、不保证什么的东西。因而这种面对具体的人,保卫他们当下利益,远离那些抽象政治远景的态度,很自然地对各类型以“迈向美好将来”为名的暴力,抱有深深的的反感,并且深信由暴力带来的将来,实质上会比现存的情况还差,即是说这种手段会给未来留下致命的印记。不过,他们这种态度也不应被误解为政治保守主义或温和主张。“持不同政见运动”绝不是因为太激进而害怕以暴力推翻政权,反而是因为它不够彻底。对他们来说,问题实在埋得太深,已不能仅仅由更换政府或技术改革等的方法来解决。有一些忠于十九世纪古典马克思主义教导的人,将我们的制度视为一个剥削阶级对另一个被剥削阶级的统治,他们假设剥削者永不自动放弃权力,因而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进行一场铲除这些剥削者的革命。他们很自然地会觉得,诸如为人权奋斗的做法太过墨守法规、自我陶醉、机会主义、甚至是完全误导,因为这只是一厢情愿,以为可以在虚伪的法制底下和剥削者讨价还价。但问题却在于,他们不能够找出任何人有决心去从事这场革命。结果就使得他们自己苦恼、疑惑、被动,直至冷漠,换句话说,他们正变成这个制度希望他们变成的样子。这个例子说明了在后极权体制的环境下,人们由于机械地照搬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的意识形态而被误导了。

当所有法律——特别是有关人权的一般法律——只不过是个空壳和假象的世界,只不过是埋藏着全面操纵的游戏,纵使不主张暴力革命,也会怀疑向法制的诉求究竟有没有意义。“他们什么都可以批准,因为反正他们会一如既往,为所欲为”——这是我们经常碰到的意见。以为“君子无戏言”而向那些所谓法律作诉求,但甚至小孩都知道,它们只有当政府喜欢时才有效力,这不最终也只是一种伪善吗?那不是一种帅克(Svejkian)式的议会不合作派吗?不最终又是另一种游戏,另一种自我矇骗吗?即是说,墨守法规的方法真的可以和“磊落真诚的生活”的原则并存吗?

要回答这问题,首先就要看看在后极权体制下,法典的功用是什么和有什么意义。

在古典独裁制底下,统治者的意志是毫无制约地直接行使的,情况要比后极权制度严重得多。独裁体制没有任何理由要掩饰其权力基础,或者隐瞒权力运作的方式,因此毋须多用法典去束缚自己。但后极权体制完全沉溺在将一切事物都用一个单一秩序统合起来的梦想:在那种状态下,生活完全浸透在规则、法令、指示、常规、任务、规矩之中(但完全有理由说那正好是一个官僚制度)。这些常规大部分是作为后极权体制内对生活进行复杂操纵的直接工具,个人被化约为一庞大机器中的螺丝钉,其存在意义就只局限于为这个机器运作。他们的工作、住房、迁徙、社会文化活动……一句话就是一切一切,都给尽办法畜养起来,事先规划、调节、控制。而任何从这个事先安排好私生活乖离出来的举动,都会被视为犯错误、放肆出格或者无政府主义。饭馆的厨师不能为顾客烹制特别菜色,因为他没有从官僚机构中得到难求的许可证,歌手不能在演唱会中唱出新歌,因为没有官僚的批准。后极权体制无可避免地产生出那张官僚作风的大网,而每一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被缠绕着,不能逃脱。为了使这个原则贯彻到底,所有生命的表情达意和生命的目标都给拉扯到体制自身目标的精神,使体制顺滑无阻,自驱自动地运作。

狭义来说,法典也以这种直接的方式为后极权体制服务,营造一个令行止禁的世界。不过,它同时会以另一种间接的方式起作用,在某些层次上,法律近乎意识形态,甚至有时更成为那种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一、法典就像意识形态一样,为行为提供借口。它以法律的辞令为权力的运作盖上高贵的外衣,创造令人欣悦的假象,以为公义得到维持,社会备受保护,权力的行使被客观地控制着。所有这些都掩盖了后极权制度下法制的目标是要全面操纵社会的本质。一个对捷克生活所知不详的旁观者,如果单看其法律,就不会明白我们不满的是什么。法院和检察机关幕后受政治操纵,律师不能全力为当事人辩护,犯人实质上接受闭门秘密审讯,公安人员滥权和凌驾司法体系之上,引用法律条文中很多有意地含糊的地方,以及最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机关蔑视法律中有正面意义(公民权)的地方……所有这些都是旁观者看不到的。他唯一的印象就是我们的法律跟其他很多文明国家的法律都不遑多让,除了诸如在宪法中列明永远一党专政,以及热爱一个强大的邻邦的条文,会显得有点奇怪之外。还有,假如旁观者有机会研究公安和司法“明文”规定的程序,就会发觉很多一般处理罪案的规条都有列明:逮捕之后一定期间之内就要落案起诉,发出拘留令也一样有时效上的规定,起诉罪名要公告周知,被告可以聘用律师等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了借口,他们会依法办理。但实际上他们照样会粗暴地毁掉一个年青人的生命,只因为他抄录了一本被禁作家写的地下小说,又可能因为警察伪造了他们的证供(上至法官、下至被告,这已是众所周知)。但这些全部都在幕后进行。捏造的证供在起诉文件上不一定可以明显见到,刑事法也不会排除被用于控告人抄录被禁小说。换句话说,法律至少在某些领域只不过是一件外衣,只是假象世界的一部分而已。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法律呢?因为法律和意识形态一样,建立了个人和体制间的桥梁,令他们更容易进入权力结构,为权力服务。这些借口让人们欺骗自己,以为法律只是用来维护法纪及消除罪恶(如果没有这些借口,试想招募法官、检察官、审讯员等会多难啊)。作为假象世界的一部分,法律不单欺骗了检控人员的良知,也矇骗了大众,矇骗了旁观者,甚至矇骗了历史本身。

二、正如意识形态一样,法律也是权力结构外仪式沟通的必要工具。法律提供形式、框架和一套准则让权力施行。法律使体制的各个部分互相沟通、明白,并建立自己的认授性。它为整个游戏提供“规则”,以它们的那套技术来驾驭一切。假若没有这套普遍适用的仪式,使权力结构的不同部分粘合在一起,后极权主义制度的权力还可以运作吗?权力结构中的重要位置愈是由压迫性的工具所占据,依法办事就愈重要。如果没有法官、检察员、侦讯员、辩护律师、速记员,以及厚厚的档案,又如果这一切不是用某些巩固的秩序维系在一起,以至没有控罪中那看起来中性的第一百条条款,人们又怎会那样容易不经不觉地就因抄录禁书而被囚禁?当然在没有法律及其一切附属物的情况下也可以这样做的,但这只会发生在如乌干达匪帮主政的短暂独裁制中,而不会发生在一个文明大国,代表现代世界,强大稳定的礼义之邦。那不单是匪夷所思,更是技术上不可行的。没有法律作为一种仪式性的聚合力,后极权主义根本不能存在。

把官样文章、虚有其表、推搪狡辩等作用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当然不是法律中那些明文禁止国民做什么事,触犯后又会根据什么而被指控的条文,反而在说明人们可以做什么,有什么权利等的章节,才会表露无遗。这些地方可说是名副其实的“一纸空文”。但就算如此,这部分法律对体制仍然有不可磨灭的重要性,因为体制靠此在人民、在童臾、在国际舆论、在历史面前建立起它整个认授性。体制不能一刻忽视这一点,因为他不能让自己动摇自己意识形态的基本信条,这对其自身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刚才我们已讨论过权力结构是怎样被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其拥有的优越地位所奴役),否则就等如叫它自打咀巴,而支撑体制的其中一项重要支柱,亦即假象世界的完整性就会瓦解。

如果说权力结构内的权力运作就好像血液流过血管一样,那些法典就像是巩固着血管壁的东西。没有了它,权力的血液就无法通畅,社会的肢体就会间歇贫血,秩序会瓦解。

那些坚持不懈地向法律——不单向有关人权的法律,而且向所有法律提出诉求的人,并不幻想法律在我们的制度下是另一回事。他们其实很明白自己的作用,正因为他们知道体制是牢牢地依靠法律那种崇高的面貌,他们更明白这样的诉求有极重要的意义。体制不能没有法律,除了假装守法已别无他法,所以逼得一定要对这些诉求作出回应。要求维护法制就是一种过磊落真诚生活的行动,会在谎言的顶峰毁坏整个谎言的结构。这样的诉求会一再使法律的官样文章性质暴露于世,暴露于那些栖居在权力结构的人面前。他们让人关注事情的实质,从而间接逼使那些躲在法律条文背后的人去肯定它,为它树立威信。没有这些提供借口的东西和这些沟通工具,以强化这个社会的血脉,他们的意志就不能在社会中流通。他们为了自己的良知,为了对外界保持形象,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作为体制内团结自保的机制),又或只不过为了害怕被耻笑在处理这些官样文章时“藏头露尾”,他们逼得要这样做。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游戏规则,所以唯有更恭谨地对待这些规则。躲躲闪闪就只会破坏自己的凭藉,失去对沟通系统的控制。把法律看成只是一个伪装,没有可靠性,因而不屑向它诉求,实际上只会使法律作为伪装和官样文章的性质变本加厉,默许法律成为假象世界的组成部分,令那些利用法律占便宜的人可以从容地享有这种(最虚伪的)借口。

我经常看到公检法人员在处理那些宪章运动的老手或一个大胆敢言的律师,以及案件受到公众关注的时候(那时他们每个人都是具名的,不再受机器的无名性保护),会突然焦虑地留意那些仪式有没有破绽。这并没有改变在官样文章之后是专横力量这事实,但官员们的焦虑已给这种专横力量的运动带来制衡和框限。

当然这是不够的,但“持不同政见者”态度的一个重要成素就是要从人的“当下”现实出发。它更强调持久不断的具体行动——虽然这是不足够的,只会纾缓个别无名人物的问题——未能提出一些在不明确的未来可行的抽象“根本解决办法”。这不正是另一种形式的马萨力克“点滴工作”方案吗?但骤眼看来,“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是和他们的做法大相迳庭的。

如果不谈这种“君无戏言”策略的内在局限,这部分的讨论是不完备的。问题出于:纵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法律都只不过是防止生活由好变坏时其中一种不完善,以至多少是迂回的方法。法律本身不能创造什么更好的东西。它的目的只是提供一种服务,其意义并不在法律本身。确立对法律的尊重,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更好的生活,因为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法律和机构本身。我们可以设想社会有一套完备而具有威信的法律,但却使人无法在其中生活的情况。反之,纵然法制不完备,执法也有漏洞的社会,却也可以使生活过得去。最重要的是生活的质素,以及法律是帮助还是压抑生活,而不仅有否被遵行(过分严格的法律规限往往对人的尊严有破坏性的影响)。开启通往人道、尊严、富足、快乐生活道路的锁钥,不在于宪法或刑律本身,这些只指定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因而它们可以令生活更容易,也可以令生活更困难。法律限制一些事,容许一些事,惩罚一些行为,接受一些做法,保障一些东西,但法律不会为生活带来内容或意义。所谓为“法制”而奋斗就要将法律放在生活的真实境况去看。如果不将眼光放到生活的美善和苦难的真实面,不能和生命构成道德关系,这些斗争迟早将会变成闭门造车,终至碰壁而尝到苦果。不知不觉间,人变成旁观者,单凭诉讼文件来判断制度,一切都按章办理,就心满意足。

端传媒

廖祖笙: 赵家的不许、不让、不给……|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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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在疯狂的掠夺中,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肆无忌惮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导致赵国三天两头被雾霾所笼罩,迫使国民不得不一天天呼吸世界公认的一级致癌物,还要蛮不讲理地不让平民子弟学校安装空气净化器,不许市民出行时佩戴口罩。

2016-12-17

赵家在疯狂的掠夺中,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肆无忌惮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导致赵国三天两头被雾霾所笼罩,迫使国民不得不一天天呼吸世界公认的一级致癌物,还要蛮不讲理地不让平民子弟学校安装空气净化器,不许市民出行时佩戴口罩,横行霸道至此,就是天仙下凡,大抵也只能是掩妆无语。

赵家裸官的子女多留学、生活在“没落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姑且还在“同呼吸、共命运”者,在雾霾满天中则可独享了特供的优待,废都“赵家子弟的学校内,不仅有空气净化器,还有新风系统”,而于平民子弟学校,“禁绝中小学生呼吸清洁空气”,赵家却能搬出五花八门貌似堂皇的理由。成都沦落成了尘都,有些市民日前只是因为戴了口罩出门,即被视为“别有用心”,即被鹰犬给抓走。赵家之横行不法,让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都得瞠目结舌。

不许、不让、不给惯了的赵家,在方方面面独立于世界之外,俨然是横行在这个星球上的一种外来生物。赵家的不许市民出行时佩戴口罩,不让平民子弟学校安装空气净化器,虽然令人觉得好气又好笑,但相对于同样恶劣的种种,赵家于此层面的不许、不让、不给,尚且只是小儿科。

赵家仿若天生就和人权有仇。比照《世界人权宣言》,你就不难发现,不可理喻的赵国,已累积了太多赵家的不许、不让、不给……

《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你自由吗?在尊严和权利上,你与赵家人一律平等吗?你遭遇的只有赵家的不许、不让、不给……尊严总是被赵家给踩在脚下,权利只是被赵家写在纸上,一如婊子树立的牌坊。

《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在赵国,就是在“最安全”的校园之内,你也不会有百分百的生命安全和人身安全可言,有可能像廖梦君一样遭到虐杀,或是像某些女生一样,被校长带到校外去开房。

《世界人权宣言》说,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赵国的律师精英们,尚且一个个被加以酷刑,被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更别说是一般的人群。

《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赵家对赵国人则往往是:想出境的,赵家偏偏不让你出境;想回国的,赵家偏偏不让你回国。就是想回国奔丧,见亲人的最后一面也不行。

《世界人权宣言》说,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你家的房产几百年前就存在,那时赵家连个卵泡都不是,赵家而今非要说你家的建筑用地是“国家的”,而所谓“国家的”,也即赵家的。你敢阻止掠夺?你是想要挨揍呢?还是想让赵家也给你家弄出几条人命来?

《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践行了这类自由和权利的赵国人,要么已经被杀害,要么在遭受残酷的迫害,要么在坐牢,在流亡……赵国要的是猪民、顺民和奴民,暴政的铁蹄之下,思想只能被统制,良心只能被泯灭,红色信仰以外的信仰只能被镇压和百般的限制。

《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与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唉,别说了,说了顽石都要流出泪来。你敢为民代言,赵家就能杀了你的儿子还不让你吱声。作家写多写少,写什么文体,“监管”表达的政法委和国保,都能一再对你指手画脚。

《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郭泉想要享有结社的自由,至今还被关在赵家的黑牢里;学生和市民想要享有和平集会的自由,有些已被坦克车碾压成了肉饼;维权的农民想要享有和平集会的自由,一次次被赵家打手给打得血肉横飞;志同道合者想要享有和平聚餐的自由,一个个被喝茶,被刑拘……

《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赵国“建国”了几十年,你我依旧不知真意义的选票究竟长啥模样。赵家的历任“主事”者,不是你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是太上皇们给隔代指定的。

《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独立参选人若孙文广教授,只是想参选区一级的人大代表而已,就被公害一再丑态百出地围堵,甚而干脆对其长时间囚禁。还好,今年的孙教授没有又被打断四根肋骨。

《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唉,别说了,说了顽石又要流出泪来。一手遮天的赵家,能整得一个个自由作家长期失业,能下流地把你的工作给搞掉,能“伟大、光荣和正确”得公然不让老老少少吃饭。就是纳粹德国,当时也不曾这般“伟大、光荣和正确”。

……

在世界各国奉若神明的《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公约,在赵国竟然成了废纸,赵家人俨然来自于外星球,独立于地球之外,完全不受国际通行规则的约束,完全不把人权当回事。外来生物赵家人,不但仿若天生和人权有仇,而且摆明了要无休无止和赵国人过不去。你要?赵家偏偏不许、不让、不给……你再要?赵家再不许、不让、不给……赵国人的一生,说白了也就是沉陷在恶性循环中的一生,被剥夺的一生,被欺压和被凌辱的一生……普天之下,莫非赵土。赵国的一切在赵家皆可予可夺。

靠了杀人和骗人起家,就连人性、道德、廉耻、法律等等都已是不讲了的赵家,就这般在赵国年复一年“当仁不让”着,将外姓人一概给踩在脚下,分分秒秒都在重复着不许、不让、不给……不让人活,不让人说话,不让人吃饭,不让人自由选举,不许戴口罩出门,不给安装空气净化器……赵家林林总总的不许、不让、不给等等,有种家至户晓的统称,叫作“伟大、光荣和正确”。

北京之春

忆苏联看中共: “穿新鞋走老路”|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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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媒体在苏联解体纪念日热烈讨论前苏联的倒台。

2016-12-17 作者:刘新宇

题图:苏联解体日莫斯科街头,陈平爬上苏军坦克,把一束玫瑰花插入炮筒。(陈平提供)

1991年12月25日,前苏联首任及末代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被视为苏联解体的标志。当时,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讲话宣布说:“我宣布中止自己的苏联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是根据目前的局势做出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于次日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立国69年的苏联从此正式解体。

今天,在临近苏联解体的日子,俄罗斯政界、学界、思想界甚至经济分析人士等许多专家都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影响和后果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视和研究,其中最经常被提起的问题就是,看看中国今天的发展,苏联是否也曾有机会避免解体?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12月15日发表长篇分析文章,题目为:“生活在苏联——那个我们失去的国家——是否幸福?”文章列举了一系列导致苏联解体的外在因素。

首先是计划经济。文章引述俄罗斯后工业研究所所长弗拉迪斯拉夫·伊纳杰明采夫评论称:今天很多人都在吹嘘苏联的生产制造能力,1985年苏联比2010年的俄罗斯多生产了6倍的卡车、14倍的联合收割机、34倍的拖拉机、91倍的手表和600倍的照相机,但计划经济的生产不是为了民众和市场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得领导的首肯和掌声。

俄专家表示,苏联能否像中国那样进行经济改革达到今天的发展?虽然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但关键的问题是,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效率,生产只是为了生产,而不是为了市场需要。

以点带面,仅仅看看中国出现的无人问津的巨额房地产投资“鬼城”,就知道中共的经济改革逃不出社会主义的老路。而西方的市场经济虽然也有大萧条的时候,但拥有能够起死回生的活力。

文章说,最主要的是苏联没有个人的自由,你的思想甚至生活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就是你对党的态度问题。共产党政权的统治是把人当作维护政权的“螺丝钉”,而不是政权为了公民服务,这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是在苏联解体时,没有人急着挽救它的原因。

有评论称,极权统治的确能够使经济短期内高速发展,历史已多次证明,希特勒德国的高速发展就是个例子。但民众没有思想和信仰自由的专政社会无法保持其创造力,保证发展的长期性,也没有自由社会超强的纠错能力和纠错的机会。

当年,在洗脑宣传和信息铁幕的统治下,苏联民众也曾含着幸福的眼泪感谢苏共,并发自内心的大骂西方美帝。通过研究苏联解体,中共推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开放一小部分自由给民众,希望能够消除曾导致苏联解体的外在因素,现在中国人有了手机、能够出国旅游、有了高铁…… 但除了外在物质因素,中共的专政思想和手法却同苏联统治没有任何区别。

回忆苏联看中共的统治,就像“穿着新鞋走老路”一样,走得仍是那条最终导致庞大苏联帝国轰然倒下的泥泞老路。

自由亚洲

高智晟: 于美国大使先生人权日文商榷|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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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美国不是中国暴政反抗者们的癖好,与世间最邪恶的恐怖组织抗战是个耗力气活,本无余暇的。然而我们期望美国走正路一一为了美国自己的长远利益 !美国人切不可以为我们巴望依赖你们来改变中国,为了眼下贪欲,你们已深陷于中共罪恶的大泽里,自救尚且不暇。之绝非情绪化认识,在此,我郑重提请你们留心今日中国奋斗者们的作为,旁观我们这代人誓死改造中国的信心、行动及将会实现的成绩。

2016-12-17

“我自己亲眼见证了中国的戏剧性经济转型,我仍然对中国改善自己公民生活的进步感到惊讶。与四十年前相比,中国人民现在有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享受好得多的获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并有更多的机会去为保护和加强其公民的个人自由所作的努力。例如,我对近期的允许中国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变化表示欢迎,我们期待着有一天,生育限制被完全抛弃。我也赞赏近期就司法机构如何在地方一级运作进行的改革。尤其是,我注意到司法制度方面有更加透明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于10月颁布条例,规定大多数的法庭判决要在一个星期内公布。这种进展值得赞扬…….。”

读者切不可误下了这是党媒刊文的结论,这是美国驻华大使于世界人权日声明文中的部分内容。

我们不得不承认大使先生中国式的精明,但不是无隙可击,今日得了闲暇,生了与大使先生商榷一二的兴致,但未必能总说的中听。

首先给大使先生一个壁碰碰一一说两句真话。今日美国政商集团,客观上已成了中共血腥迫害人权的赞助者,成了中共冷血抢劫人民财富的实际分脏者及美国价值的背叛者。这话不中听,但成就了你们及你们在中国的合作者利益的基础是我们人民的泪水、血、死亡和几至深及血脉里的强权控扼和无时、无处不在的强权煎逼!对此,你们,美国人,尤以政客们无不心知肚明。

批评美国不是中国暴政反抗者们的癖好,与世间最邪恶的恐怖组织抗战是个耗力气活,本无余暇的。然而我们期望美国走正路一一为了美国自己的长远利益!美国人切不可以为我们巴望依赖你们来改变中国,为了眼下贪欲,你们已深陷于中共罪恶的大泽里,自救尚且不暇。之绝非情绪化认识,在此,我郑重提请你们留心今日中国奋斗者们的作为,旁观我们这代人誓死改造中国的信心、行动及将会实现的成绩。

然而我们从不动摇对伟大美国价值的依崇、从不动摇对伟大可敬美国人民的信念,之正是我们的榜样及信心所是。美国的良知在国会,它是美国文明命运保障的雄大基础,也正坚擎起外部人们对美国文明未来的信心。

迄至里根总统后,与渐次走向暴富的中共打交道的美国政客们变得骨质松软、人性弛懈开来,两种反向的变化趋势越来越暴露无遗,竟堕至今日之卑颜奴声境地,这是今日世界有目共睹的。我们永不能忘却,1991年,骇悚天地的天安门大屠杀后的全国性暴虐镇压正进行中,美国总统特使便急匆匆赶来向刽子手们献上媚笑、安抚凶手们而不是正在失亲至痛中被压逼的死难者亲人们。此后27年里,除了为了向台湾非常高价卖武器间有硬气表现外,美国成了中共恐怖组织的“好朋友”、“好伙伴”,什么“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什么“新型大国关系”,全然忘了与魔鬼共舞的不誉与危险。分食带血的利益,是所有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说词背后的全部原因和结果。面对中共恐怖组织普遍而血腥的暴虐人权现实,美利坚和众国,永远丧失了为天理、人道说句硬气话的力量,却从不放过献上赞词的机会,尚连人权日的文字里也不能例外。但那些赞美与中国实际的情形相去十万八千里的事实却不去顾忌了。

以大使说的“我自己亲眼见证了中国戏剧性经济转型”为例,我认为大使先生只看见一个表象。

你们不懂中国,或竟不愿意懂得,但照理说当懂得自由经济的内涵。自由公平的交易环境,成熟的所有权保护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命脉,而土地所有权及其流转制度是构成前两者生命活力的前提,在今日中国大使看到的是什么?

所有权只有主体的不同,而所有权本身则不当有任何差异,这是全人类具有完全普遍意义的所有权保护共识。中共规定了三大类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即国家、集体及私人所有权。其实际上是以主体的不同而赋予所有权保护以大相径庭的命运现状。中共抢得政权后的头三十年里,中国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只剩下国有所有权一类,抢劫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制”是其彼时公开的口号及行为。而所谓的改革开放后,名义上,中共开始保护集体及私人所有权,但它的强盗本质决定了它对集体及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的虚假。

土地所有权是财产所有权之本。在中国,“法律”直接排除了人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可能。明确只规定了两个不具备利害及情绪表达能力的抽象概念作为所有权主体,即国家和集体所有制。所有权必须是完整的,即所有权人对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之占有、使用、受益、处分的权利。而中共“法律”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得有偿转让,亦即集体不享有对其“所有”土地的处分权,而处分权是所有权中最充分的权利。等于其并不实质上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既不得为人所有,只有抽象的国家所有,过去68年的全部经验已显明,只是以政府名义控制权力的那部分人成了事实上的全国土地的所有权人。中国的政府几千年里素与民意无关似是成了天经地义的“真理”,而人民被排除在国家土地所有权权益之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似乎也成了天经地义。广大人民,便是祖上传下来的宅基地,其所有权权益是远在共产党出世前便合法取得,共产党来后一纸决定,便把它自己还未生出前业已生成的土地所有权、房产占地所有权说成是它的。它颠覆了此前全人类一直以来遵循的所有取规矩——合法取得。而身无分文、无寸土的共产党发明了一种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叫:没收,就是仗着抱团的规模暴力抢得。

我们常见证独裁者超常的愚昧,有时却也不得不叹服他们在实现邪恶目的方面使人震惊的诡诈智商。虚置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实质性全为“国有制”的制度技术设计,我从法律专业的角度,对这种设计所具有的穿透时空的智商叹服不已。怎么可能在几十年以前设计出完全有利于今天滥权者的几近天衣无缝的机制?但这样的设计也需要超常的泯灭人理、天性的心理素质——作为全体人民祖祖辈辈继承下来的国土,竟能巧妙的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于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毫无关系,人民稀里糊涂中反成了自己祖国的寄居者,所有的房产都没有了所有权根基。祖上承继下来的房屋及其占地所有权,不仅房产占地所有权被决定归了权贵们,连房产也只决定了所有权的七十年大限。

至于自由公正的交易环境在中国则更是镜花水月,只需稍加留意中国各地永不倦怠的、人类史上独有的、完全弃绝人类声誉的、野蛮的血腥暴力强拆,任何人,不难识得共产党强权控制下中国有着怎样悖逆人类伦常的血腥恐怖的“交易”环境。几间祖屋,是许多贫弱者在这恐怖国土上活着的全部基础。而各地恶党徒们明火执杖的的血腥强迁暴虐,常在骤间使贫弱者这种保命基础灰飞烟灭,有时甚至扑灭了这生命本身。

您看到的“感到惊讶”的人民生活改善更是于中国贫困人民的实在情形有着天壤之别。您若不吝劳顿尊腿,我建议您到北京周边农村去认真看看,往大兴区、廷庆县辖下农村去,或去几个中国东北大城市数以百万计的特困人群中走走,这都是我曾刻意走访过的地方。当然这首先需要有人道兴趣,其次要有非常勇气,不仅要不怕惹恼中共国,更要有面对久处世界水准的贫穷人民面前的心理及人性调适能力,您定能得了另一个“惊讶”:中国特色的贫穷一一它的纯粹、直露以及与您原有判识情形的悬殊。

我还是要不客气地重复说您不了解中国,即便是您亲眼看到的、使你深信不疑的“好”。但您肯定会同意我的以下观点,即,在现代社会里,没有社会保障的生活是没有根基的生活,是十分脆弱而经不起任何风雨飘摇的生活,而这却正是中国绝大数人民的实际生活。

被您看中的“改善”了医疗环境究竟怎样?

是的,医疗保障制度是现代人权保护事业中一个极重要的硬环境条件之一。今日世界,稍像样一点的国家,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几成了现代社会结构性的组成部分。许多国家的全民免费医疗保障目标的实现都走过一个生长过程,但普遍的、规律性的起步却是从首先解决社会生活中最不如意的那部分人的医疗费用保障开始,然后一路自下而上,最终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中国情形则恰相反。首先,中共从未把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作为国家的目标去确定。其次是,免费医疗保障一开始就成为权力的特供品,即便在最困难时期,特权集团的全免费医疗也没含糊过。前些年中共的一位离休的卫生部副部长泄露了个顶级“国家机密”,即全中国每年80%的优质医疗资源保障着不足1%的党政领导干部,剩余全国99.5%左右的人民去面对那20%的劣质医疗资源,这总使人们想起“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句人民无奈讥咒这黑暗制度的话。共产党统治集团,早已视骑在人民头上过无法无天的日子为天经地义。以我曾打工的新疆贫困地区喀什市为例,市区有数处干部疗养院,这只是普通干部疗养的地方,而地市一级的干部疗养则在乌鲁木齐市。后来我到喀什地区各县推销铁丝时才发现每个县都有挂牌的干部疗养院。相较当地而言,所有的干部疗养院,一律的环境优雅而宏大气派,内部一应机构、组织及人员编制齐备,但与我后来在这方面的见识遥远十万里。我曾去设在陕西西安临潼旅游区的”新疆军区干部休养所”去看望过一位朋友,于他的聊天里得了大知识。他说每个省、军级单位,都会在全国最繁华的旅游景点建立自己的干休所,说有时一些干部带上自己的家人一住就是几个月,有些老干部带着老伴长年居住在疗养院、干休所,费用由国家财政全额拨给,军方则全部以医疗费的名义拨付给军队卫生部门。

真是使人感慨不止,这些黑心贪腐、苦害了人民一辈子的东西,退休后继续制度性的保障他们继续喝血餍噬民脂民膏。

对于贪官恶吏而言,一生贪腐所得十生用之不竭,却在退休以后依然可以疗养的名义继续被财政养着,恣意挥霍浪费着医疗资源,许多贫穷的底层人民却不能享受到一分钱的免费医疗保障,而贫穷人民的灾难却并不止于无免费医疗保障。就是这些退休以后仍得人民养着的“人民公仆”们,他们垄断着全中国的医疗资源供给。既是垄断,便必维持高价收费,这是整个人类群体中的绝对规律,这是构成了这邪恶医疗制度一个硬币的两面。贫穷人民不但不得享受免费医疗,还得承担全世界最高的医疗收费,这使不能享有免费医疗保障的人民的生存处境更加的雪上加霜。以致使这些长期在这被特权集团称为盛世的中国里,查出大病后夫妻绑缚在一起投江自杀的、自己剖腹割疣的、故意犯罪为谋得监狱免费医疗的事可谓屡见不鲜,普通人民就医犹登天之艰,这却大使先生看不见的。

至于您眼里看好的“改善”了的教育条件,在“教学”硬件环境华丽的外表下,却是您决绝看不清的邪恶“教学”内容。密如蛛网党徒控制机制的设置,是共产党绵密毒辣的、全然悖逆人性的洗脑及洗涤人性的、已极其成熟惯性罪恶的流程。使人性、道德、好奇心、探索及研究生成、生长及不断蓄势新起点和新的奋进兴致是一切正常人群里教育的全部原因和结果所是,但这是中共国“教育”公开而强制要消灭的东西,今日中国,凡正常人,没有人看不清楚这一点!

最近,中共又公然决定将在大陆取缔所有境外投资的学校及教育机构。维持垄断高收费教育只是它的次要考量,而确保不遗死角的洗脑才是首要目标,而这是中共的”好朋友”们不大在意的。

“计划生育”是全人类史上独有的最不可思义的反人类罪行,而您依然能在这样醒目的罪恶里找出“欢迎”的所在!

至于您赞赏中国的司法进步,恕我直言,即便双目失明也不过如此。这与夸赞杀人凶手的光鲜衣装、杀戮凶器的煜煜生辉无异。至于所谓“司法方面有更加透明的趋势”,如果透明本身即能成了“值得赞扬”的进步,不知您对恐怖组织斩杀无辜生命视频直播的透明度予怎样“赞赏”!大使先生还情不自禁地赞赏中共的“司法”改革,这更使人觉得您是一个中国盲。倘使对一具绞刑架日新月异地作完善、改造的功,不仅使其功能、效率臻于至境,而且有了至佳的艺术品外表会如何一一终于还绞刑架,顶多能得了具有赞美癖者的啧啧称妙。至于最高“法院”十月改革新规定,这样的规定过去三十多里多得使人眩晕,结果怎样!另一方面,宪法与最高“法院”的规定那个更应庄重、更可能得到执行保证,但您实际看到的黑暗及悍然的反动情形还不够醒目吗?而实际的情形是,最高“法院”十月的“新规定”早在几十年前就写进了刑事诉讼法。这“新规定”是各地普遍的不执行“法律”的产物。

中国,正有如在蚁的夸赞大阵,昧却灵性而为魔鬼化妆事不仅泛滥成灾,正构成这国黑暗及罪恶的主要渊薮,外人实在没必要加入,不仅不智,而且缺了文明人当有的郑重。中国正有数不清的、事涉人类文明前途的事需要关怀,诸如新近彭明先生的“被死亡”及死后凶手们为掩罪而强行摘除死者器官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一段时间以来,被以黑帮手段强迫失踪、非法拘留、拘禁或遭其他迫害者不完全统计竟达175人。其中强制失踪的有知名人权捍卫者有江天勇、任全牛、赵素利、刘华、刘飞跃、黄琦等33人;以刑事名义非法拘留的有权平、孙林、朱玉妹、钱祥梅、子肃、黄文勇等34人;以行政名义非法拘留的有许光利、黄美娟、徐佩玲、郑培培、崔福芳、范桂娟等25人;非法拘禁或被“特殊打击”者有凌杰、周伟、周杰、杜聪波、傅翔、王峭玲等18人;典型刑事案件或秘密囚禁事件中被非法绑架者有卢昱宇、李婷玉、杨微、王伟、黄光玉、欧泉江等65人;仅“六四”敏感日遭警方非法抓捕、拘禁、强迫失踪、软禁、被旅游、约谈、被迫搬家的可知名人权捍卫者、维权公民人数达53人。这只是暴露了的被迫害人数,而因上访被遍布全国的“集中营”非法囚禁的人民更是无法数算,外加更其血腥、更其暴虐的西藏、新疆的镇压涉及的人数、全国持续暴虐坚持自由信仰者的被迫害人数,尚连统计起来都是个极浩繁的工程,但却绝不能构成您不去关怀的理由,究竟大家都是人啊!

不知先生是否留意了中共山东省“政府”新近出台的规定?凡进入山东省境内滞留三天者,必须到所在地派出所办理录记备案手续,父母子女间的省亲亦不得例外。真不知希特勒若在今日中国过活会有怎样的叹服!您认定的当局为“保护和加强公民个人的自由所做的努力”实在让正常人目瞪口呆的不解,这实在不是一个容易的发现。

2016年12月14日于村里。

民主中国

龙戈铤:对中共坐在赃物上反腐合法性、动机、手段、效果的质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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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反腐,决不是要建立一个权力制衡的清洁、廉能、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决不是为了人民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和发展的福祉,而是在于其党的存亡和安危。中共的历史虽然充满了血腥黑暗,充满了原罪,但中共高层对其生死存亡的危机有透彻的认识。中共祭起反腐大旗,在于清理门户,增强帮派战斗力,同时,安抚愚弄民众。<!– [if lt IE 9]>http://../../assets/js/ie8-responsive-file-warning.js<![endif]–>

2016-12-17

中共统治下的舆论场,经常浮现的一些词汇,如:“反腐、政改、民主、法治”,如果你去思考这些词汇和中共行动的实质,你会发现:这些美好的词汇下,无不覆盖着一个掠夺型的极权政党的罪恶勾当。中共的“政改”,绝无可能通向自由民主,绝无可能通向人权社会;中共的“民主”,是专政、独裁、极权的另类说法,一个党天下、党山寨的地方,自我贴金、自我粉饰、披上所谓“特色民主”的外衣,无非是找件破绽百出的盔甲,抵挡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的兵器;中共的“法治”,更是无法无天,不仅人权律师江天勇等人可以光天化日之下“被失踪”十余日没有音讯,而且去年709被抓捕的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案件,无一不是制造冤案,制造恐惧,12月圣诞节即将来临,逮捕了一年多的人权律师李和平等人被中共暴政起诉也进入紧锣密鼓阶段,想必一定会趁欧美世界忙于过节进行审判,一如刘晓波案的宣判时间。可谓“月黑风高夜,放火杀人天;新年圣诞季,中共宣判忙。”一个流氓政体,如果对其法治有充分的自信,又何至于如此行事?相信中共的“政改、民主、法治”,幻想、呼吁习近平能成为蒋经国或南非的博塔,不是脑子进水,就是迷魂汤、洗脑液喝多了,或者别有所图,浑水摸鱼罢了。

中共的反腐戏也唱了若干年,也唱了若干出,不能说演员不专业,不能说表演不卖力,不能说剧本不精彩,不能说情节不跌宕起伏,不能说剧情不高潮迭起,人家党国朝廷、中共帮派清理门户,连两个军委副主席都抓起来了,连前大内总管都铐上了,连前常委、政法头子都关起来了,连太子党的阿哥贝勒薄三儿都弄起来了,弄得党内通奸丑闻常爆,弄得绿帽子比镰刀斧头血旗、五星血旗还要夺人眼球,等等,这样地下血本,比起出血甩卖、清仓大处理,要下决心得多了,连商界的马云、文界的二月河,都把这类反腐大戏,称赞得空前绝后,举世无双——当然,他们也是在演戏。中共及其帮凶、帮闲会质问:“你们这些人,如写作者龙戈铤之流,就不能对中共反腐做出客观的评价吗?”

我的回答是:我们正是要客观评价,客观地来看待中共反腐的事实与历史。虽然我们的文风嬉笑怒骂,恶搞反讽,那也是为了使深受洗脑或者心存幻想的人们,死了这条“反腐救国”和“政改通向自由民主”的心。去掉幻想,浇灭虚妄的希望,面对中共治下中国的残酷事实。

中共朝廷的反腐合法性何在?我们不否认中共反腐剧做掉的这些人,大多是中共帮派里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骨干,他们也决不是什么好人或好东西,但他们虽然身入中共黑道,沦为凶残的打手和流氓,但他们也是人,也应该有基本人权,他们也不应被妖魔化为“老虎”。在中共党国不分的体制下,中国的国库早沦为中共的财产党库,党库有时又沦为党魁的私人财产库;中共反腐指控的那些人,无非是把本应落到中共党库的财产,偷盗到自己的府库中,这是中共帮派的帮规不能容忍的。中共在反腐做掉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令计划和薄熙来等人后,也从没有公布把他们贪腐的巨额钱财收缴入国库,更不给吃瓜革命群众分红或发点赏银。吃瓜革命群众或不吃瓜反革命群众,最多只能流点口水,看看朝廷的反腐戏与活春宫罢了。

如果说历代王朝,尤其是一些草原帝国,他们玩的征服、屠城、劫掠,虽然大片大片地圈地,大片大片地“杀豪杰、削锋镝”,但劫后余烬之下,私有土地和私有财产得以苟延,尽管观念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尽管从实践上说,东方专制主义和奴隶国度,私有财产也根本得不到保障,但,至少家天下与族天下的王朝,没有从法律上公然宣布掠夺人民土地、财产,或者把掠夺人民土地、财产当作神圣事业美化。

中共外借马列邪说,内承专制戾气,行水泊梁山的山寨手段,可谓集东邪西毒于一体,高悬“打土豪、分田地”之旗帜,厉行血腥土改,是为全国性抢掠和洗劫,忽悠农民之后又以合作化的名义把土地收走。至今,全国土地虽名为国有、集体所有,实则是党有、官有、权力所有。从乌坎血洗到唐福珍、范木根、刘大孬、再到贾敬龙,土地战争、财富战争的实质就是国家极权、政党极权对小民和草根的无休止的掠夺与压榨。

如果说蒙元、满清开国时屠城无数,那么在苏联扶持下的“黄俄”中共开国,则建立在国共内战的白骨堆上,建立在长春围城的饿殍上,中共建国之后对各界精英的镇反、屠杀、羞辱,几乎从没有停止。从毛泽东在镇反运动中下达杀人指标,到反右摧折中华民族的脊梁,从大饥荒饿死几千万,到文革歇斯底里地煽动全民疯狂,从六四血腥屠城,到今日抓捕律师、封锁网络、微信销号,哪样不是对人民财产权、生命权、言论权等基本自由人权和尊严的践踏?

中共窃据国家神器,窃据万里山河,居然号称“打天下坐天下”,要红色江山万万年。如果说土地、房屋、矿山、河流、海洋、天空是看得见的物质、财产和资源,已经被无情掠夺,沦为中共一党的战利品和“赃物”外,那么人民建立政府的权力,也已经被中共窃据了六十余年。在世界民主潮流之下,中共霸居政权,从不敢开放票选,有独立公民要参选基层代表也多被控制,更遑论一人一票选举县长、市长、省长和国家元首。中共屁股下的权力大位,就是坦克、冲锋枪得来的产物,是靠暴力与谎言维系的“赃物”。坐在这些赃物上,来天天高喊反腐败,还有一帮抬轿的喝彩,一帮吃瓜群众迷醉,人世间有比这更荒唐的喜剧吗?

中共反腐的动机也值得质疑。中共反腐,决不是要建立一个权力制衡的清洁、廉能、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决不是为了人民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和发展的福祉,而是在于其党的存亡和安危。中共的历史虽然充满了血腥黑暗,充满了原罪,但中共高层对其生死存亡的危机有透彻的认识。中共祭起反腐大旗,在于清理门户,增强帮派战斗力,同时,安抚愚昧民众,如同罗马斗兽场用角斗士和野兽的尸体,来满足罗马吃瓜群众的需要,时不时“死”两个老虎,曝光一下“老虎”的生殖器,曝光一下通奸党党员的私密,也刺激中土民众的喝彩欲与窥淫欲。一箭三雕,何乐不为?

中共的反腐,在手段和效果上,也令人质疑。众所周知,中共的反腐神器是“中纪委”。这么一个如同中共本身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机构,其双规手段,为国际媒体和人权机构批评诟病。中共帮派骨干和走卒喽啰,落入双规之中,许多人生不如死。被曝光在双规中致死致残的案例也是冰山一角。这么一个神秘组织,宛如帝制时代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不能尊重基本人权,在党内反腐,建立的只是恐怖政治,而决不是廉洁社会的方向。

中共反腐也已经多年,人们如果不够健忘,应该还记得当年所谓的反不正之风,怎样演变到今日的反腐败的口号。一个邪恶和不义的体制,一个靠虚假谎言和空洞说教洗脑的社会,一个什么也不信而只相信权力、金钱和肉欲的感官享受的无神论者操控的世界,想不腐败,想不堕落,何其难哉!

当习近平的反腐和打虎大棒,把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等人打成老虎,打下大狱时,这些落马的恶人想必也会在秦城或阴间,要偷偷质问习近平的绝对权力是不是腐化?习家族尤其是巴拿马文件上披露的那些家族的财富是否都干净,或者也是贪腐之物,有东厂西厂锦衣卫去查查么?

中共的这些反腐戏,一季一季演个没完,收视率世界一绝,不知道何时演到剧终。

对于我这样的“且将冷眼观螃蟹”的人而言,对于不吃中共之瓜群众而言,我们要对中共朝廷一切美好的说辞与谎言,加上我们的“高度评价”:坐在赃物上反腐,怎么可能? 坐在赃物上政改,怎么可能?坐在赃物上民主,怎么可能?坐在赃物上法治,怎么可能?

minzhu

杨铉锦: “小动作”撬动大变局|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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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号第376期

“最大赢家”一厢情愿成白日梦

特朗普和蔡英文通话了。不早不晚,就在习近平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美关系的奠基人基辛格在北京见面、打探特朗普对华政策动向,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二○一七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首度将美台高阶军事交流写入美国法律的同一天,特朗普与蔡英文实现了自美台断交以来美国当选总统与台湾最高领导人之间“史无前例”的直接通话。

这通十分钟礼节性祝贺电话,诚如王毅所言,只是“一个小动作”(但绝非王毅所谓“台湾方面的一个小动作”,而是特蔡双方协商一致的产物),既不像志愿军入朝那样悲壮决绝,也不像“乒乓外交”那样神秘玄奥,却一举打破了三十七年来中美台三方默守的外交惯例,也一举击碎了中国习近平当局和广大“爱国”网民不久前仍对特朗普胜选所抱有的“中国或将成为最大赢家”的一厢情愿白日梦。

站在中国政府的固有立场来看,特蔡通话毫无疑问已经触及中美关系的政治底线。其严重性在于:其一,特朗普以当选总统身份堂而皇之称呼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为“台湾总统”,将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台湾视为事实上的主权独立国家,将有实无名、只可做不可说的美台官方交往提升到最高层级,且搬上了名正言顺的国与国关系舞台;其二,这通电话在形式上、姿态上、象征意义上已经突破了“一中一法三公报”(即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确立的美中台三角关系大框架。

习近平的“软弱”

美国和欧洲主要媒体不约而同将特蔡通话这一爆炸性消息搬上了新闻头条,不过,特蔡通话并没有登上《人民日报》头条。观察家们发现,尽管中国网民已经炸开了锅,但中国政府的正式反应相当低调、克制,且“异常软弱”。事实上,中宣部对这一爆炸性消息作出了淡化处理,中共网监部门对国内网民的激烈反美、反特朗普言论进行了及时的清理和封杀。

王毅谈到此事时,并未像出访加拿大谈到人权问题时那样气急败坏、公开发?,而是语气平和、用词谨慎,且刻意回避对特朗普及其交接团队进行直接批评。王毅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台湾当局。国内最激进的鹰派民粹媒体《环球时报》也只是要求“与特朗普对话,同时惩罚台当局”,它主张“拿掉台湾若干个邦交国,让台湾社会看到,这就是蔡英文与特朗普通十分钟电话的代价”,“这同样是与特朗普的一种对话”。

中美关系已不可预测

显然,习近平在给特朗普“留面子”,他不想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就与其公开翻脸,把他辛辛苦苦挂起来的“新型大国关系”招牌亲手砸掉,或许这也是身在北京的基辛格给他的外交建议。另一方面,习近平只怕对特朗普式外交风格一时也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中国政府似乎还拿捏不准特蔡通话究竟是特朗普“遭到蔡当局算计”而犯下的“菜鸟级外交错误”,还是精心设计的外交挑衅,为上任后突破并改变华盛顿外交精英所建构的美中台三角关系大框架而投石问路,抑或仅仅是基于生意人本性而对军售大客户表达其商业性尊重。

正如特朗普所自诩的那样,“不可预测也是一种力量”。猜不准特朗普的用意,习近平当局已经强烈感受到了此种不可预测的“力量”。对这位不按牌理出牌、言谈举止非比寻常的政治素人,习近平明显心存忌惮:他担心此时若不给特朗普“留面子”,日后特朗普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发起报复,会让习近平彻底没面子──到那时,“中国或将成为最大的输家”。此情此景,恰如奥巴马政府面对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以污言秽语发起突然袭击时的外交窘境。但习近平不是胡锦涛,也不是奥巴马,他是“核心”、是强人,某种意义上,习、特二人倒有些个性相似,“治国理政”行为同样具有不可预测性。习近平目前的“软弱”,或许只是拿捏时机,后发制人。

中美台变局将至

一通电话足以将数十年累积形成的中美台三角关系和中美交往与合作局面打入尴尬难堪境地,此事说明,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号称“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荒诞与脆弱。特朗普总统或许是一个不靠谱的非典型政治家,但是,建立在扭曲的利益、虚假的共识和虚幻的前景之下的中美台关系以及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其实更不靠谱。幻影一戳就破,真相一说就穿,昔日的政治素人成了说破皇帝新衣的小孩。

现在的问题是:入主白宫之后,特朗普真的会改变中美台关系的现状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早在特朗普胜选之前,由于蔡英文上台和民进党“完全执政”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版图,岛内政治生态与习近平的对台强硬路线已至格格不入的地步,胡锦涛、马英九政府所建立和维系的两岸关系现状已经岌岌可危,进入了变盘之前的临界状态。预计中共十九大之后,两岸外交战、经贸战随时可能打响,两岸大变局随时可能形成,能够缓冲或阻止这一变局的,当然只能是美国。习、蔡其实处境相似,都对两岸现状极其不满,都各怀鬼胎,选择在两岸旧政策、旧格局的边缘行走,想要撕破脸面、改弦易辙,所缺少的只是一点点外力。现在局势基本明朗,特朗普不会为两岸岌岌可危的扭曲现状保驾护航,相反,他将为两岸政府提供足够启动变局的外力。

特朗普虽然是不熟悉外交词令和繁文缛节的“菜鸟”,但他很清楚中美关系最大的痛点不在东海,不在南海,不在朝核,而在台湾,所以他出手不凡,一跃而登制高点,一击而中要害。其上台之后打台湾牌,扶台抑中、以台制中、以此对中方讨价还价的利益博弈战略,于特蔡通话之际已现雏形。他的交接团队里已经网罗了多位持此种战略思维的玩家。这是充满危险的战略,但出奇招、走险棋,正是特朗普已在竞选阶段成功运用的行事风格。

中美台关系的列车正行进在高危之境,刹车在美国脚下,但特朗普政府或许更愿意踩油门。对于曾经押错了宝的蔡英文来说,如何因应、配合特朗普的对台新思路,对于曾经满怀“最大赢家”梦想的习近平来说,如何对付、反击特朗普的对华新政策,不久之后,将见分晓,但对于两岸人民来说,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台互动,恐怕没有太多的好消息。

dongxinag

高路: 特朗普“新政”露端倪|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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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号第376期

两大施政计划乃是“开流节源”

此次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几乎令所有人跌破眼镜,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选民不满现状,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居然被代表华盛顿以及华尔街利益的希拉里忽视了,结果导致商界奇人、政坛新人特朗普的上台。回想八年前奥巴马也是以“改变”作为口号赢得大选上台的,但奥巴马执政八年,亟待改变的并没有改变,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最终使得嗅觉灵敏的商人特朗普乘虚而入,一举拿下总统宝座。

特朗普在此次大选中,不但以一己之力打败自己的同党,也打败财大气粗的民主党老牌政客希拉莉,在美国选举历史上开了先例。正因为他靠自己打败两大政党,所以他的气势正宏,从目前的态势看,共和党内各派别都不得不向他称臣,此前发誓不与他合作的共和党大佬们,也纷纷改变态度,愿意与他携手。最新的例子是二○一二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罗姆尼原本批评特朗普不遗余力,却表示考虑出任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一职;此外,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诺(Mitch Mc Connell)的妻子赵小兰接受提名出任交通运输部部长一职,表明麦康诺也已经点头同意与特朗普合作。

特朗普选择赵小兰担任交通部长的目的其实非常明确,就是想利用其夫婿麦康诺作为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地位,为他投资万亿美元基本建设计划护航。特朗普在竞选时提出过两大施政计划:一是大举减税,一是大举投资基建。这两个计划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开源节流正好相反,乃是“开流节源”。按照他的计划,一面减税,一面增加开支,联邦政府的赤字势必大大增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华尔街普遍认为特朗普上台后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于是大举抛售国债,短短两周国债市场就不见了一万多亿美元,国债利率剧升。特朗普上台后虽然股市大涨,但债市大跌,债市规模远远超过股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大,共同基金、退休基金是债券的主要持有者。

改走现实路线启用政坛旧人

特朗普“开流节源”的计划,与共和党主流派的理念是不相符的,目前担任众议院议长的保罗·瑞恩(Paul Ryan)一直坚决反对政府不断扩大赤字的举措,过去几年他一直带领国会与奥巴马政府对着干,屡次导致白宫的年度政府预算难以通过,甚至一度导致联邦政府短暂关门,因此,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赵小兰拉拢麦康诺,再通过麦康诺做保罗·瑞恩的工作,让他不要反对基建投资计划,至少不要领头阻挠该计划的实施。

笔者在半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目前美国社会的发展遇到两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第一,白人面临少数族裔的强大压力,源自盎格鲁──撒克森的正统清教徒,美国文化有被少数族裔文化取代的危险;第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层处境堪忧”。从特朗普当选后的多次公开谈话以及他选择的政府班底成员情况看,他执政后内外政策的走向逐渐开始清晰。

首先,在内政方面将放弃抨击华盛顿、华尔街的竞选承诺,改走现实路线,启用政坛旧人以及与华尔街金融集团合作,因此蓝领、中产阶层希望改变贫富不均的希望很可能落空。目前特朗普已选择了两位与华尔街关系密切的人士出任政府要职,一是高盛前银行家史蒂文·姆钦(Steven Mnuchin)出任财政部长,二是私人股本大亨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出任商务部长。姆钦与罗斯是华尔街内部人士,从他们的经历看,与无情榨取普通投资人及持股者的血汗钱来积累自己财富的华尔街大鳄没有什么两样,据《金融时报》报道,民主党人形容“姆钦是华尔街的产物,在最近一次金融危机期间‘掠夺’房主,不会把普通美国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资深民主党人、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则表示:“这不是在给沼泽排水,而是往里面放鳄鱼。”

坚持“白人文化”第一的立场

姆钦在接受CNBC电视台访谈时表示,新的特朗普政府将大力推进企业税率从百分之三十五降低到百分之十五的计划。从表面上看,美国企业的税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比较高的,但实际上许多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合理避税。据《今日美国报》的报道,在二○一五年度,有二十七家大型公司虽然盈利,却没有交一分钱的联邦所得税,这些企业包括通用汽车、联合航空、美国航空、全国性电信运营商Level三通信公司、新闻集团等。据布鲁金斯学会税收政策中心(TPC)的估计,二○一四年国税局所收到的所得税中,公司所交部分只占百分之十一,而个人所交部分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二;过去五十年公司所交税款占比逐渐下降,而个人所交税款占比则逐渐上升。在贫富不均越演越烈的今天,特朗普上台没有将改变贫富不均作为优先目标,却与共和党主流派一样,将降低公司所得税放在优先位置,可见美国蓝领将改善自身生活现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显然是选错了人。

除了姆钦与罗斯外,特朗普迄今考虑选择入阁的人员中,包括罗姆尼、教育部长候选人贝齐·德沃斯(Betsy DeVos)等人,都是腰缠万贯的富豪,可以说,新一届联邦政府行政班底是历届美国政府最富有的。对此,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总裁尼拉·坦顿(Neera Tanden)表示特朗普的选择是对劳工阶层选民的背叛,特朗普声称会打击亿万富翁阶层,相反现在却把钥匙交给了他们。

其次在对待移民、文化多元问题上,特朗普则会坚持选举时的大部分承诺,重点坚持“白人文化”第一的立场,加大对非法移民的管制。他在大选时最具争议但也是最受蓝领白人及乡村人口(俗称红脖子)支持的主张是在美墨边境建立一道围墙,防止非法移民偷渡入境。建立一座“美妙无比的高墙”是特朗普大选时的金字招牌,他大选后虽然为了减低主流民意对他的压力,开始降低人们对修建“高墙”的期待,但从他任命极端保守派,也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担任白宫首席策略师以及提名发表过种族主义言论的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担任司法部长的情况看,特朗普新政府的移民政策将以限制多元文化发展为目标,实施“白人第一”的主张,这是他讨好、安抚蓝领白人的主要方法。

经济政策如实施对中国是灾难

在对外政策方面,从目前的情况看,特朗普的整个策略虽然还不很明确,但大致方向是政治上安抚同盟国、军事上加大海军实力、商业上强迫竞争对手在公平的条件下做交易。对于中国来说,特朗普明确表态将在上任后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夥伴关系协议(TPP)的言行以及希拉里落选使得亚太再平衡战略出现松动,似乎让北京大松了一口气,北京的智囊纷纷认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将大减,空出的空间将由中国填补。其实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如果实施,对中国来说就是灾难。TPP是奥巴马政府在试图尽量维持现有国际贸易规则的情况下对付中国的办法,而特朗普则是要大改现有贸易规则,以美国为第一,自然不必再叠床架屋地搞什么TPP。

特朗普的逻辑很明确,过去美国出钱出力出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但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却利用不平等手法占了美国的便宜,现在是坐下来好好谈谈的时候了,你若不听我的,我就实施贸易战,虽说专家警告大打贸易战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但特朗普是狡猾精明的商人,很明白在商场上拼的是实力,谁的本钱大谁就能笑到最后。因此,特朗普上台后,无论中美之间是否会开打贸易战,有一点是可以预测的,即中国的对美贸易将承受巨大压力,不但低价倾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而且钜额贸易盈余的时代也将很快结束。

据《金融时报》报道,截至二○一五年中国对美国的商品贸易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八,其中玩具家具和纺织品等劳工密集型企业的产品三分之一出口到美国,对美出口贸易涉及两千万个就业岗位。目前中国的经济正陷入持续发展的瓶颈阶段,在这个关键时刻,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对北京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相比,贸易战伤到的是根,而亚太再平衡战略伤到的只是面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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